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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统元年（年），已经执掌后宫的隆裕太后决心修建一座“水殿”，亲题殿名“灵沼轩”，计划在殿中下层蓄养鱼群，以环绕一周的玻璃为窗增加观赏效果，观者可在殿内透过玻璃欣赏鱼景，宛若置身海底，因此“灵沼轩”亦称“水晶宫”。
然而在遥远的古代，除了靠海谋生的渔民，能近距离接触海洋生物的人并不多，神秘大海里的众多生灵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，存在于文人的作品里。
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与想象
历史上的中国常被认为并不太重视海洋的价值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汉武帝一生至少10次东巡观海；秦始皇更是一个极其向往海洋的皇帝，他曾在芝罘等地刻石，以记颂其武功威德，并手持连弩射鱼，还派遣方士徐福入海求仙，寻找长生不老药，支持了最初的海洋探索活动。
寻药的徐福最终下落不明，后人认为他到了日本。而在当时，他的不归，预示着秦始皇一系列希望落空的同时，似乎也是对海洋无以回应的最终注脚。海洋幽暗而阴晦，充满未知的危险，“未知”既是一个让人恐惧、敬畏的开始，也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源地。
《山海经》这部古老的奇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书写海洋的经典之作。前5卷是“山经”，中间有8卷是“海经”，后4卷是“大荒经”，最后一卷为“海内经”。虽然“山经”在前，但从篇幅来看显然“海经”居多。书中描绘了许多与海洋有关的生物，比如《大荒北经》里的烛龙，可以不吃不喝不睡，还能呼风唤雨，眼睛一睁一闭就是昼夜的轮转，如同大海恒动不息形象的化身。对远古人物的描绘也常打上海洋底色，比如刑天，他来自炎帝族，居住于海边，在《山海经》中的形象犹如螃蟹。
古人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不仅仅是想象，也包含了认真的考据。明万历人屠本畯著《闽中海错疏》，记载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水产动物的形态、习性以及分布等，对海洋生物分类有一定贡献，但其首要书写动力还是“物之大莫若鱼，而味之美亦莫若鱼”，大概“吃”是人类开发世界的永恒动力吧。“海错”一词出自《尚书·禹贡》，中有记载“厥贡盐絺，海物惟错”，后成为海味、海洋生物的统称。
另一本据说是乾隆皇帝枕边书的《海错图》，也是位画家兼“美食家”的杰作。此书是清代画家聂璜所著，共有4册，记载了多种海洋生物，被誉为藏在故宫的古代“海洋博物馆”。上述关于“海错”的著作，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味海鲜的深爱，说他们不是“吃货”也实难令人相信。
不过，《海错图》不仅有大量的纪实作品，也添加了不少想象成分，像会吃人的“海蜘蛛”以及寓意不吉的“海和尚”，等等。清代大才子袁枚在《子不语》中对海和尚进行了描述，说是“遍身毛如猕猴，髡其顶而无发，语言不可晓”。
在各地方志中记载的故事也不少，像康熙二十八年渔民在富宁州海上捕获了一只大鳖，刚露出水面，一看居然挂着一张人脸，吓得大家又慌忙把它丢了下去。海中既有美食也有危险，海洋代表着未知、冒险和边缘，也象征着奇幻、利益与霸业，勾起人类无尽的征服欲。
贸易的动力
在中国*治和舆地学认知里，海洋已经到了一个王朝统治能力的边缘，也是人们可知事物的边界。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，航行路线不断开辟，航海图也出现了。中国最早的航海图是南宋《舆地图》，标注了到达日本的航线。但至今可见的航海专图，应是明代摹绘元代的《海道指南图》。明代是中国航海图制作的巅峰，“郑和下西洋”后《郑和航海图》随之被绘制。
清代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已不多见，但对海洋贸易早已司空见惯。《管子·禁藏》对海洋之利分析透彻，“渔人之入海，海深万仞，就彼逆流乘危百里，宿夜不出者，利在水也”。经济利益一直驱使着人们泛舟于波涛之中。历史上，对南中国海至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参贸易，中国实现了长期掌控，到18世纪70年代，中国的市场价值已令人无法忽视。
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让英国商人积极寻找高利润的对华贸易品，于是通往中国的“极东航线”（英国探寻的连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航线）被开辟后，殖民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大洋洲海域分布广泛的海豹，它们的毛皮能在广州获得巨额利润。航海图的日趋成熟与世界贸易发展相辅相成，全球化的深入带来了近代海洋贸易的繁荣，也催生了知识的共享。
水族馆与海洋研究
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，对大自然征服的重要一步，是给生物进行种类划分，“博物志”知识开始从纸面阅读变成观览。自年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展览的水族馆在英国摄*公园对大众开放后，柏林水族馆、巴黎水族馆等也相继建立。年，威斯敏斯特的水族馆里的一条鲸鱼，引起人们的极大
